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世界文化遗产总部所在的巴黎,通过了一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条约,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先后共有55项文化遗产成功申遗,而最新申遗成功的就是在中华文明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良渚文化。
在专家的眼中,良渚文化申遗成功,显然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中最为主要的一点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传承,一直有着3000年历史和5000年历史的争论。换言之,在我国历史上,是否真正具有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文明,这一点成为了决定了中华文明是否具备5000文明史的基础。
对于夏商周三个朝代是否存在,以及确切的历史纪年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发起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在无数史学和文化大师的努力下,他们结合中国古代典籍文献,基本上确定了夏商周文明的存在。
但对于那些外国学者来说,他们对此依然表示怀疑,如果说商、周存在还有历史典籍记载的话,夏朝的存在一直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虽然在河南这里,发现和出土了二里岗夏朝文化遗址,但这一遗址的规模并不能充分证明这里就是夏朝文化的典型代表,由此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受到外国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中华文明真的有那么久远的历史吗?而随着良渚文化的成功申遗,从国际学术界上,这一文化遗址得到公认,侧面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厚重和沧桑的发展历程。那么问题是,良渚文化究竟有何魅力和独到之处,让中华文明坐实了五千年的辉煌呢?
谈到良渚文化,第一次发现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1935年,西湖博物馆的考古专家施昕更先生参与了对一处古遗址的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施昕更先生从遗址中找到了一些石斧、玉器、陶器等古文物碎片,职业的敏感让施昕更先生立即意识到这一遗址可能蕴含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倍加关注发掘的过程。
随着发掘进程的延伸,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玉器以及陶器制品,施昕更先生就此整理写就了一份《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难能可贵。但随后由于抗战的爆发,良渚遗址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开挖,而历史学家夏鼐,在学者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良渚文化”这一历史概念。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良渚文化的遗址考古,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考古学家在此期间也有了更为系统的发现,在这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灰黑陶、玉璧、玉琮等古文物,还有良渚古城、良渚水坝,其中还包含了反山和瑶山遗址,由此证明,在距今5300年至4500年,这里曾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古国,而根据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认定,良渚文化极大可能是中国上古传说在虞朝人所建立的国家。
虞朝又被称作虞舜王朝,是一个比夏王朝存在更为古老的朝代,这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基所在。专家推断,虞朝的灭亡,实则上是当时地球气温的升高,导致大洪水的爆发,而这一点,也和大禹治水的传说相互印证,从而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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